勝任有競爭力工作的都應該是人才

　　記者：創新人才培養是高校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必須肩負的重要使命，近年來各個高校為此作出了許多探索。為何社會依然對高校創新人才的培養需求迫切？

　　錢穎一：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在校學生最多的國家。中國高校在校生有2700萬人，每年錄取本專科學生700多萬人，這些數字都是全球第一。相對于我國巨大的人口規模和受教育群體規模，無論是科學技術成就、人文藝術貢獻，還是新產品新品牌新商業模式，創新人才還是顯得太少。

　　以自然科學研究為例，據《自然》雜志引用的數據，中國發表的研究論文的數量在2005年占全球總量的13%，在2015年增加到20%，僅次于美國。雖然論文數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科學研究突出成果仍不夠高、不夠多。日本從2000年到2016年，共獲得17個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平均每年一個。當然，中國經濟發展按照人均GDP計算，目前只相當于日本20世紀70年代水平，所以可比性不強。但是我注意到，日本在1980年之前已有3人獲諾貝爾科學獎，80年代和90年代也有3人獲獎。中國到目前為止，只有一人獲諾貝爾科學獎，僅從這個指標來看，我們的差距是明顯的。

　　這讓我想到“錢學森之問”。錢學森在2005年提出的問題是：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雖然他當時只是針對科學研究而言，但相對于我們的經濟總量，相對于我們的人口規模，相對于我們的教育投入，從我們的教育體系中走出來的具有創造力的人才，為什么不夠多，這是需要我們認真反思的。

　　經濟發展靠什么？除了靠物質資本還要靠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靠什么？要靠教育。從這個角度看，我覺得我們現在對“人才”的理解偏窄。我們一說人才就是指高層次人才，指的是院士或者是“千人”“長江”“杰青”等，一定得有個“帽子”才叫人才。我覺得這樣理解人才的概念有些狹窄了。除了這些人外，中國還需要大量的適應市場經濟，適應企業需求的有專業訓練、有技能的人。他們不一定有多高的學歷，但只要能勝任有競爭力的工作，就應該是人才。

　　我們現在的人才培養，用句俗話說，就是既不“頂天”又不“立地”。一方面，我們大學教的好多東西與現實脫節，使得很多畢業生在工作崗位上無法適應企業和市場的需求。這是不“立地”的問題。另一方面，在創新型人才培養上，我們教的東西往往又太具體，太專業化，不利于創新創造。這是不“頂天”的問題。

　　培養創新人才，要盡力保護和鼓勵好奇心與想象力

　　記者：過去10年，你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擔任院長，有10年的教育實踐經驗，還撰寫了《大學的改革》一書。你認為我們的教育為什么不能培養出大量的創新人才？

　　錢穎一：我們的教育體制，確實有它的長處，所以才會有現今快速的經濟社會發展。但是它也有突出的短處，其中一點是不利于創造性人才的成長。我想其中的一個關鍵點是我們對教育的認識存在偏差，總是局限在“知識”上。教師傳授知識，學生獲取知識，好像就是教育的全部內容。但創新人才教育，僅靠知識積累就可以嗎？

　　創造力確實需要有知識，但是不僅僅是知識。愛因斯坦的兩句話一直對我影響很深，一句是“我沒有特殊的天賦，我只是極度地好奇”，另一句是“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從這兩句話中受到啟發，我提出一個簡單的假說，就是創造力等于知識乘以好奇心和想象力。

　　這樣一個簡單的公式告訴我們，知識越多，未必創造力越大，也就是說，創造力并非隨受教育時間的增加而增加。當然，知識通常是隨著受教育的增多而增多，這沒有錯。經濟學家度量“人力資本”的通常做法，就是計算受教育的年限。但是，好奇心和想象力與受教育年限的關系就沒有那么簡單了，它們取決于教育環境和教育方法。

　　兒童時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別強，但是隨著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會遞減。這是因為，知識體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往往會挑戰這些假定，突破現有框架。當然這些挑戰在很多情況下并不正確，所以會被否定，但是這在客觀上也產生了壓制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效果。如果是在應試教育之下，情況就會更糟。當學生學習的唯一目的是為了好成績，當教師教書的唯一目標是傳授標準答案，那么結果很可能是，教育投入越多，教師和學生越努力，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減少程度就越大。

　　如果創造力是知識與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乘積，那么隨著受教育的時間增加，前者在增加，而后者在減少，結果作為兩者合力的創造力，就有可能隨著受教育的時間延長先是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會減少，形成一個倒“U”字形狀，而非我們通常理解的單純上升的形狀。這就形成了創新人才教育上的一個悖論：更多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增加知識而提高創造性，另一方面又因壓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減少創造性。這兩種力量的合力使得判斷教育對創新人才產生的作用變得困難，但是能解釋為什么有些大學輟學生很有創造性。

　　所以我對“錢學森之問”有一個簡單的回答：不是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們的學校在增加學生知識的同時，有意無意地減少了創造力的其他元素，就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如果這個反思成立的話，改變現狀就必須創新大學的教育模式。大學除了教學生知識外，還要創造一種更加寬松的環境，盡力保護和鼓勵學生的好奇心與想象力。

　　創新人才培養，缺乏的不是投入，而是創新的思路

　　記者：如何改進我們的人才培養，從而培養更多的創新人才？

　　錢穎一：我們培養的很多畢業生還不夠“頂天立地”，出現這個問題跟我們的教育同質化有關。現在教育部已經開始區分三類大學，即把大學分為研究型大學、應用型大學、職業技能型大學，這是對的。但還要各個大學真這么做才能有效果。

　　我們每年畢業700多萬大學生，我認為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要達到這樣的標準，到了用人單位能夠直接上手工作，能夠直接對經濟有貢獻。這就涉及他們要在教育體系中得到各種實用技能的培養，要有人文社科的素養、理工農醫的技能，也要有團隊工作、溝通交流的能力等等。他們當中的少數人還應該有創新潛質，這些學生應該多學一些所謂“無用”的知識，鼓勵他們開闊思路，跨界發展，并且根據每個人興趣稟賦的不同，提供不同的發展路徑和寬松的環境，進行個性化培養，幫助他們成為創新人才。以培養這類人才為主的學校要更多著眼于未來。中國有兩千多所大學，大多數大學以學生就業為導向，但總得有一些大學，目標長遠，以培養未來創新人才為己任。

　　在創新人才培養方面，教師是非常關鍵的因素。研究型大學、應用型大學、職業技能型大學在概念上已進行了區分，教師怎么根據這個區分去進行教學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教師的強項是在“知識”上，習慣于圍繞“知識點”來組織課程和教學，往往“知識點”的面比較廣，但是不夠深。老師講課內容多，學生做題做得多。這導致我們的學生很難把不同的知識點聯系起來，不會交叉、跨界。因為各種類型的題目見得多，所以中國學生容易在考試中勝出，但是真正有能力的人，應該是那些事先沒見過這類題目，卻能想出答案的人。培養創新型人才，教師要告別過去那種教學方法，根據所在學校的類型和定位，提供更能幫助人才成長的教育。

　　創新人才的教育，也需要全社會的努力。近年來，民間力量在高端創新人才教育方面已經起步，這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位于杭州的湖畔大學和西湖大學。湖畔大學是由本土企業家創辦的，而西湖大學是有海外執教背景的歸國科學家創辦的，一個很“土”、一個很“洋”，一個很“商業”，一個很“科技”。雖然這兩所大學非常不同，但都定位于創新人才的教育。湖畔大學是為了培養具有世界級創新精神的企業家，西湖大學是為了培養具有世界級創新水平的科學家。這些民辦學校探索新模式，創造更加寬松的教育環境，這都是創新人才得以產生的重要因素。

　　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注重創新，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注重創新人才培養。我們缺乏的不是重視，也不是投入，而是創新的思路，創新的方法。

　　總之，中國需要大量的、各種各樣的創新人才，并不局限于科學家和企業家。這些人才不能依賴同一種教育模式，也不可能都從同一類教育機構中走出來。培養創新人才，教育必須創新。一是需要創新教育模式，二是需要創新的教育機構。如果中國的高等教育能夠在教育模式和教育機構這兩方面都勇于創新，有所擔當，中國高等教育在創新人才的培養上就一定大有希望。